尽管心照不宣地把“恰到好处的挫折”作为精神分析理论实践的重要因素，但却很少得到理论上的澄清。科胡特重要的著作《自体的重建》，从自体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将“恰到好处的挫折”置于治疗过程的中心。与科胡特的批评者之一一致，科胡特承认“什么是恰到好处呢？”这个问题的本质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

我想要通过“恰到好处的满足”的相关议题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的目的部分在于，呈现后者的重要性，它最近被疑惑地看作是反转移的行动化（acting-in）的表现形式，可能由于病人的在转移中的行动化（acting-in）所激发的；作为分析家有意扮演的角色（与所谓的亚历山大的“情绪矫正经验”, 1956）的转移的操作本身，或者最多是，可能作为首次使用就被抛弃、有用却临时的参考系。   

我认为，当与更有效更包容的“恰到好处的回应”的观点相分离时，对于“恰到好处的挫折”和“恰到好处的满足”的概念讨论，不可避免地陷入无法穿越的理论困境和无休止的争论中，“恰到好处的回应”被定义为分析家的回应，这回应在治疗中在某特定时刻中，在病人及其疾病的背景下，是与治疗最相关的。共情或替代性内省（vicarious introspection）是治疗师逐步通过与病人的内在世界共调来理解病人。另一方面，恰到好处的回应，指的是治疗师与他的病人沟通理解的行为。

恰到好处的挫折

“恰到好处的挫折”这个术语的起源并不清楚。尽管他首次引用贝恩菲尔德（Bernfeld）（1928）的观点，但是科胡特首次把它应用于精神分析的过程中。然而，“恰到好处的挫折”的观点，总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石。早在1946年，安娜弗洛伊德就写到：

作为分析家，我们不得不与病人的本能冲动玩一个双重游戏，一方面鼓励他们表达自身，另一方面，稳定地拒绝他们的满足——在处理分析技术中造成众多困难之一的一个偶然的步骤。（p.13）

当防御措施影响到他们的目标时，病人的自我就获胜了……即使在最复杂的情况下，改变本能以便满足的一些措施被确保。

然而，安娜·弗洛伊德所说的“满足的措施”并不被认为是分析过程的一个方面，而是分析的结果之一。

尽管他们仍然持有经典精神分析的观点，但科胡特和赛兹(1963)将“恰到好处的挫折”定义为本质为治疗过程中与满足相关的经验。

“恰到好处的挫折”包括通过幻想引入获得愿望的努力中，张力增加和失望的延迟满足。然而，真实的满足非常快的发生，来阻止绝望、幻想破灭远离了现实。

科胡特认为，遭遇“恰到好处的挫折”的婴儿冲动被转化为中和的心理结构，它是通过大量“恰到好处的挫折”内化的结果，但另一方面，防御的壁障遮蔽了未经修改的婴儿努力的残余，也是挫折经验内化的结果及创伤强度的禁止。

换言之，本能冲动的“恰到好处的挫折”促进了内在结构的发展，内在的结构是由变形的、升华的本能驱力所构成的；然而创伤性挫折招致了一个保护性的壁障，这屏障在保持不变的冲动周围被建立起来。满足或者说真实的满足，必须是在治疗进程中的某点或者某种程度上的内在部分，否则，“恰到好处”的挫折就根本不是“恰到好处的”。然而，科胡特和塞兹并没有令人满意的定义“恰到好处的挫折”和与之相关的“恰到好处的满足”在分析的情境下相当于什么。从我的知识面出发，理论的空白还没有被填补上。

在《自体的分析》一书中，科胡特重申了他的立场，他仍然在经典精神分析的框架下，现在仍然聚焦于自恋平衡下而非驱力调解的“恰到好处的挫折”。

这同样适用于类比的稍后孩子的环境，早期的母婴关系最重要的一面，即“恰到好处的挫折”的原则。在先前存在的原初自恋的平衡中，可容忍的失望导致了内部结构的建立，这结构的建立提供了自我安抚的能力以及在自恋的领域里获得基本张力的忍耐力。

高明的分析家在可容忍的界限内，将帮助病人把的不适维持作必要的面对面，（也就是治疗性的，自恋转移的挫折），也就是说，分析家将依照“恰到好处的挫折”的原则来实践分析。

另外，科胡特阐明，每当孩子发现全能客体的缺陷时，全能客体都会被内化，这是以“发现在创伤层面而非恰到好处的挫折的层面”为条件。

因此科胡特将“恰到好处的挫折”看作是创伤转变内化过程的核心，而创伤内化则被他看作是分析治愈过程的本质。

如同他五年后所写，借由一步步的大量的微小的内化过程，焦虑的平和，有耐心的延迟，以及其他的分析家形象的现实，变成了分析者心理装置的一部分，分析者把分析家永久在场及完美功能需要的微挫折（micro-frustration）放置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简言之，创伤内化的过程（通过“恰到好处的挫折”），新的心理结构被构建。

然而，科胡特(1977)仍质疑了这种观点的有效性：这个观点是说，一些严重心理障碍的患者有一个试图满足孩子们的愿望，却剥夺了发展成熟自我的“恰到好处的挫折”照料的母亲。当认识到这些个体在孩童时期并未被充分的被挫折，科胡特认为，若从自体心理学的治疗视角出发，这些疾病的因素看上去似乎更复杂了。他引用了U先生的故事，来举例说明：

U先生的母亲和祖母出于自身的目的，明显的行动化了满足孩子的驱力愿望的无意识幻想。与他的每个驱力请求共调，他们同时忽视了孩子正在成熟和改变的自体，他哭闹着想要母性（后来也同样是父性的）对自己能力有确认-赞赏的回应和支持。因此男孩对于偶像的固着，在本质上并不是过度满足的结果，而是健康的夸大自体的母性共情和他已形成的独立自体健康性暴露的特定不在场的结果。

尽管科胡特承认不充分的挫折或者“过度的满足”都会造成心理病理的结果，他仍建议说致病因素并不是一些本能的“过度满足”引起的，而是与之相伴的自体客体需要的识别和满足的创伤性不足而引起的。关于这点，回想一下科胡特的名言可能会有帮助，科胡特在1977年引入了在《自体的重建》中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人无法在没有共情回应的心理地点上心理性的存活，就如同生理上，人也无法在一个没有氧气的环境下生存一样……分析家与病人之间面对面的行为，应被看作是平均预期的一——也就是说，这是心理上面对面的对一个人的感知行为，而对面的人深受疾病之苦，委托自己来帮助他。

这个观点和承认“挫折在治疗中的益处”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为了较好通俗的探讨这个矛盾，有必要思考一下“恰到好处的挫折”和“创伤性挫折”之间的差异，以及所谓的“共情失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自《Optimal Responsiveness and the Therapeutic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