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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技术activetechnique
费伦奇(Ferenczi)所推介的整套技术过程：当被分析者在治疗中或治疗外的某些重复行为，为主体带来的满足妨碍了回忆与治疗进展时，分析师不再将其行为局限在诠释上，而对上述行为明确提出指令与禁令。
在精神分析史上，主动性技术的观念与用语，与桑多·费伦奇(Sandor Ferenczi)的名字相关。他首次提到主动性技术的情境，是在讨论歇斯底里病例分析中所碰到的应当被制止之隐蔽型手淫时；病患实际上“将其所有致病幻想都附在[手淫活动]上，一再藉运动机能卸除的方式以快捷方式达到它们，以省却将之带进意识中这项辛苦且不快的工作”。费伦奇强调，运用此种制止的目的，只在促进克服分析工作之僵局；他另外提及佛洛伊德的例子，后者在分析的某个时刻嘱咐恐惧症患者面对引发恐惧的处境。
在佛洛伊德(他于1919年的布达佩斯会议中就已提出禁欲规则)允许的鼓励下，费伦奇在1920年的海牙会议中描述了整个主动性治疗。这包含可让情欲倾向启动与控制的两个阶段，即便这些倾向已被升华。第一个阶段由指令构成，其目的在将被抑制的欲力动势转变为明显满足，且将之变成完全意识的形成物。第二个阶段由对这些同样的形成物的禁令所构成；分析师此时可将第一阶段所揭显出的活动与情感，和儿童期情境联系在一起。
就理论的层面而言，使用主动性措施的正当性如下：与净化方法——记忆的浮现导致情绪反应——相反，主动方法藉由引发付诸行动及情感的显现，助长了被抑制物的复返。“可能……某些早期儿童期的内容……根本无法被忆起，而只能以一种……再经历来复制”。
就技术的层面而言，费伦奇认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中，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内，只有当传会已变成一种强制，以及主要在治疗结尾时，才应当使用主动性措施。最后他强调，他并不意图修改基本规则；他所提出的“技巧”之目的，在让上述规则的遵守变得更容易。
费伦奇后来显著地扩大主动性措施的适用范围。在一篇与奥图·峦克(Otto Rank)合作的短著中(《精神分析之发展目标》)，他由力比多的角度来诠释治疗过程，特别是在最后阶段中(“力比多戒断”)，认为使用主动性措施(定下治疗期限)是必要的。
在其理论演化的最后阶段，费伦奇修正此种看法。主动性措施显著加强病人的抗拒；在提出指令与禁令的同时，分析师扮演双亲型超我、甚至教师的角色；就定下治疗期限而言，所遭遇的失败证明，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且如同所有其他可能的主动性措施一般，只当病患同意并可能放弃的情况下，才需帮助它们。费伦奇最后放弃这些主动性措施：“我们应当满足于诠释病患隐藏的行动倾向，支持他克服持续至今的神经性禁制之微弱企图，而不催促、或甚至劝告他采取一些激烈措施。若我们有足够的耐性，病患自己迟早会面临是否该尝试尽点力的问题（例如，顶撞一恐惧处境)……。换句话说：病人自己必须决定或至少明确无误地表明活动的时机”。
人们经常将主动性技术对立于分析方法所要求之纯粹“期待”、被动的态度。事实上此种对立颇为牵强；一方面，因为费伦奇不断将他提倡的措施视为是分析方法之辅助而非其变体；另一方面，因为分析方法并未排除分析师的某些活动(询问、场次间隔等)，而由于诠释本身必然折曲联想过程的方向，它因此也是主动的。界定主动性技术的，是其对重复(佛洛伊德将之与回忆对立)的强调；为了克服重复强制，并且最后使回忆得以可能，或至少让分析工作得以进展，费伦奇似乎认为不仅应该允许、而且还必须鼓励重复。这便是主动性技术之原动力(α)。
(α)关于此点更充分的讨论，可参照格鲁弗(Glover)之《精神分析技术》，他指出主动性技术所提出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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