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会transference

在精神分析上，指称一种过程，藉此无意识欲望在与某些对象所建立的某种关系架构中——特别是精神分析——现实化于这些对象之上。

这是一种儿童期原型的重复，其体验伴随着明显的现实感。

精神分析师所谓的传会，如无其他修饰语，最常指称治疗中的传会。

传统上认为，传会是精神分析治疗课题运作的场域；因传会的建立、形态、诠释以及化解，均构成精神分析治疗的特征。

法文transfert 一词并非精神分析专属的词汇。它具有一个非常广泛的意义，与transport (转让、转移)意义相近。但transfert 所指比较是价值、权利、实质的移置(例如，资金的转移、产权的转移等)，而非物体材料的移置。在心理学上transfert 有许多层意义：如，感官的转移(知觉从一感官领域传译到另一感官领域)；感觉的转移；以及特别是当代实验心理学所谓学习与习惯的转移(在某种形式活动学习中所获得的进展，会改善另一个活动的进行)。有时亦称此种学习转移为正面转移，对立于所谓负面转移——先前的学习对后来的学习造成负面的干扰(α)。

*：传会之所以如此难以定义，是因对许多论者而言此一观念的范围十分广泛，甚至指称构成病患对分析师的关系之所有现象。因此，相较于其他任何观念，它更传达了每个分析师对于治疗及治疗的对象、动力、策略、目标等全部的构思。于是传会的观念便涉及传统论战中一整个系列的问题：

a)关于传会在治疗中的特殊性：藉由其相关事项的恒常性与严谨性，分析情境是否仅提供一个有利的机会来研究与观察一些亦出现于他处的现象?

b)关于传会与现实的关系：像“解真实（化）”(déréel)如此受争议的观念，以及“分析情境的现实”如此难以定义的观念，可提供何种基础以评估在治疗中出现的某个征象是否符合这种现实，是否为传会的呈显?

c)关于传会在治疗中的功能：回忆与体验重复各有何治疗价值?

d)关于被传会物的性质：被传会者为何?是行为模式，对象关系类型，正面或负面的感觉，情感，力比多负载，幻想，整体的依玛构或其特征，甚或是晚期精神装置理论意义下的审级?

*：因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遭遇到传会的呈显——佛洛伊德不断强调传会的出现多么奇异——使他可在其他情境中辨认出传会的作用：无论传会是所涉关系的基础本身(催眠、暗示)，抑或它在这些关系中扮演——在有待确定的限度之内——重要角色(主要为医生-病患关系，但也可以是教师-学生、告解师-告解者等关系)。远在治疗者能够指认，特别是能够使用它之前，传会便已在精神分析濒临诞生时——布洛伊尔(Breuer)以“净化方法”治疗的安娜?欧(Anna 0.)病例——显示出其效应的广度(β)。同样地，在佛洛伊德此一观念的历史上，实际经验与明确概念之间也有所差距。一如他在多拉病例中所言，他自己亦尝到此一差距的后果。因此，如欲追溯传会在佛洛伊德思想上的演变，则应在论述之外，亦从可读到之治疗报告中，找出在治疗中运作的传会。

*：当佛洛伊德在关于梦的问题上论及“传会”、“传会思想”时，他所指的是移置的一种模式，在其中无意识欲望透过前日的前意识残余所提供之材料，进行自我改装并表达。但若认为此一机制异于佛洛伊德用以说明治疗中所遭遇之事物的机制，则是错误的：“……无意识表象本身，完全无法渗入前意识。它唯有藉由连结于一早已属于前意识之无关紧要的表象，将其强度传会于此表象上，并透过它掩护自己，才能在前意识中产生效应。这便是传会的事实，它解释了神经症患者精神生活中的许多显著现象”。在《歇斯底里研究》中，佛洛伊德以相同方式说明某位女病患将其无意识表象传会到医生身上的例子：“欲望(Wunsch)的内容首先出现于女病患的意识中，却无任何关于相关情境的记忆使此欲望可被放回到过往。于是，此一当前的欲望透过意识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联想强制(Assoziationszwang)，被连结到我身上——一个合理占据着病患思想的人物。在这个我称为错误连结的Mésalliance (误配)中，当时驱使患者弃绝此一不被允许之欲望的同一个情感则被唤醒”。

最初对佛洛伊德而言，传会——至少在理论上——只是情感由一表象到另一表象之移置的一种特例。若分析师的表象特别被选择，是因为它不但是主体随时可用的一种“白日残余”，同时这类传会亦有利于拒抗——若告白的对象正是欲望所针对的人，被抑制欲望的告白将更为困难。我们另外看到，在此一时期，佛洛伊德认为传会是一种极为局部化的现象。每个传会均应如其他所有症状般被处置，以便维持或修复一种以信赖互助为基础的治疗关系。其中，在其他因素之外，佛洛伊德亦论及医生个人本身的影响，但他完全不认为这属于传会。

因此，佛洛伊德一开始所指称的传会似乎并不属于治疗关系的本质。此一看法甚至也出现于传会占有重要角色的多拉病例上，以致在观察报告上所附加的评论中，佛洛伊德将治疗的早夭归咎于缺乏对传会的诠释。许多陈述均显示，就治疗的结构与动力而言，佛洛伊德并未将整个治疗视同一种传会关系：“何谓传会?它们是随着治疗进展而需被唤醒与被意识之动势与幻想的再版、复制品；其特征为以医生个人本身来替代一早先认识的人物”。佛洛伊德指出，无论针对分析师或其他人，这些传会(请注意是复数)性质上并没有不同。此外，它们必须被——阐释并且“摧毁”，才能成为治疗的助力。伊底帕斯情结之发现的逐渐整合，必然影响佛洛伊德对传会的理解。费伦奇(Ferenczi)自1909年即表示，在治疗中，甚至早在催眠与暗示技术中，病人会无意识地以医生扮演其亲爱或畏惧之双亲形像的角色。佛洛伊德在第一份关于传会的整体报告中(1912年)，强调传会与某些“原型”、“依玛构”有关(主要为父亲，但亦可能是母亲、兄弟等的依玛构)：“……医生会被列入病人已经形成的精神‘系列’之一”。

佛洛伊德发现，在传会中被重新体验的是主体对其双亲形像的关系，尤其会伴随着此关系具有的欲力矛盾双重*特征：“透过传会此种痛苦的途径，[鼠人]必须说服自己相信，他对父亲的关系确实包含着那个无意识补充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佛洛伊德区分两种传会：一种是正面、温惠感觉的传会；另一种是负面、敌对感觉的传会(r)。在此应注意，这些词汇与伊底帕斯情结之正面、负面组成物等词之间的关联。

对传会观念的此种扩充，使它成为基于儿童期冲突原型而结构整体治疗的一种过程；这也致使佛洛伊德提出一新的观念——传会型神经症：“……我们经常能够赋予疾病的所有症状一个新的传会意义，并以一种[病患]能够被治疗工作所治愈的传会型神经症，取代他的普通神经症”。

*：就传会在治疗上的功能而言，佛洛伊德首先非常明确地将它列为与被抑制材料之回忆对立的主要“阻碍”之一；但他同时指出，传会出现得相当频繁甚至普遍：“……我们可以确定它在所有严谨的分析中都会出现”。同样地，在佛洛伊德思想的此一时期，他观察到，当特别重要的被抑制内容可能被揭显时，便会产生对医生个人本身之传会的机制。就此意义而言，传会仿佛是抗拒的一种形式，同时也警示无意识冲突的邻近。如此，佛洛伊德一开始即遭遇传会中的矛盾因素以及促使他对传会功能提出非常不同说明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相较于口述回忆，它是一种“传会抗拒”(Ubertragungswiderstand)；但在另一意义上，因对主体与分析师而言，传会均构成一个可在“萌生状态”(in statu nascendi)并可“趁热”掌握儿童期冲突元素的有利方式，因此它是病患之个别课题在无可回避的现实中上演的场域；病患在此必须面对其无意识幻想与无意识欲望的存在、持续与力量：“这是一个必须取得胜利的场域……。不可否认，驯服传会现象的工作对精神分析师而言至为艰巨；但不要忘记，正是这些困难提供了无可衡量的帮助，使我们能够现实化并呈显那些积沉且遗忘的爱恋动势；因为，终究，没有人能够在不在场(in absentia)或雏像(in effigie)的方式下被处死”。

无庸置疑，此第二向度对佛洛伊德而言显得日益重要：“传会，不论正面或负面形式，皆为抗拒所用；但在医生手中，它却成为最有力的治疗工具，并在痊愈过程的动力中扮演不可低估的角色”。

然而应注意，相反地，纵使佛洛伊德极为肯定传会中重复的优势地位——“病人无法记起所有在他身上被抑制的事物，而且可能无法记起的正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他不得不重复被抑制物，犹如当下体验的经验般”——他亦随即强调，分析师必须“……尽可能地局限此传会型神经症的范围，尽量推向回忆，尽少让它陷入重复”。

况且佛洛伊德始终坚持，最理想的治疗仍是完全的回忆。当完全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时，他相信可透过“建构”填补儿童期过往的空缺。反之，无论就儿童期经验的弭除反应或是就改正与对象关系的解真实化模式而言，他从未唯独重视传会关系本身。

*：在《歇斯底里研究》中，佛洛伊德论及传会的呈显时写道：“……这个依照旧模型产生的新症状，必须像旧症状一样[予以处置]”。同样地，当他日后将传会型神经症描述为一种用以取代临床神经症的“人造疾病”时，他不正预设了传会反应与真正的症状之间，兼具经济与结构上的等同关系?

确实，佛洛伊德有时将传会的出现解释为“……[抗拒的]要求与探查工作的要求间之妥协”。但他随即察觉，愈接近“致病情结”，传会的呈显即愈迫切。而且当他认定这些传会现象属于重复强制时，他亦指出“……直到迎向它的治疗工作松开抑制之前”，这股强制并不会表现在传会当中。从多拉病例——在其中，佛洛伊德将传会比拟为真正的“再版”，相较于无意识幻想，它们通常不具任何变形——到《超越快感原则》一书——-其中，他描述传会中复制“……的出现带有不希望有的忠实性，[并且]其内容总是儿童期性生活中一个片断，即伊底帕斯情结与其分支的一个片断……”——只是更清楚地厘清以下观念：在传会中现实化的是儿童期冲突中最主要的部分。

在《超越快感原则》一书中，传会中的重复是佛洛伊德所提出证明重复强制力重要性的与件之一：在治疗中被重复的是一些情境、情绪，它们最终均表现出无意识幻想的不灭性。

然而我们可以质问：应赋予佛洛伊德所谓传会的抗拒何种意义?在《禁制、症状与焦虑》一书中，他认为传会抗拒属于自我的抗拒，因传会的抗拒与回忆对立，它会将抑制的作用翻新于现实当中。但应注意，在同一篇文章中，重复强制根本上却被佛洛伊德称为“它”的抗拒(见：重复强制)。

最后，当佛洛伊德提到传会中过去经验及对双亲态度等的重复时，此种重复不应在一种现实意义下被理解，而将现实化局限于实际体验过的关系上。因为一方面，被传会的主要是精神现实，亦即最深层的无意识欲望与其相关幻想；另一方面，传会的呈显并非一种就字面意义而言的重复，而是被传会物的象征性等同物。

*:传统上对自我分析治疗效果的批评之一，在于质疑自我分析定义上已排除个人间关系的存在与作用。

虽然佛洛伊德曾指出自我分析的局限性，此外亦强调，通常只在传会如暗示般赋予分析师有利的权威时，诠释才会被接受。然而我们可以说，是佛洛伊德的追随者将分析师的角色完全脱离出来，成为治疗中的他者。这包含许多方向：

1.若延伸佛洛伊德第二精神装置理论，精神分析治疗可能被理解为在于提供一个场所，使主体内部冲突——本身为童年真实或幻想之相互主体关系的后遗症——得以重新表现于一个开放的沟通关系中。正如佛洛伊德自己所言，分析师可以处于例如超我的位置。更广泛地说，整个认同作用会藉此机会铺展并“解开”。

2.在一个特别重视对象关系观念的思想路线上，人们致力由传会关系(δ)中找出主体对不同类型(整体或部分)对象之关系的一些特殊模式。一如巴林(M.Balint)所言，人们因而“……以对象关系来诠释病患之传会的每一细节”。此一面向可能导致在治疗进展中找到不同发展阶段之接续的想望。

3.在另一面向上，人们可能将重点置于话语在治疗中——即在传会关系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此一面向早在精神分析起源时期便已存在，因为净化方法至少同等重视情感的弭除反应与被抑制记忆的化为言语(talkingcure[谈话治疗] )。然而当佛洛伊德描述那些最不可避免的传会呈显时，令人惊讶的是，他将它们置于“付诸行动”（Agieren）的标识下，并将犹如已体验经验的重复对立于回忆。我们可以质疑，这样的对立是否真的有助于在传会的两个向度中——过去的现实化，及移置于分析师个人本身之上——认清传会。

事实上，我们无法了解，相较于主体以行为对待分析师，为何当主体向他叙述某个过往事件、向他报告某个梦时(ε)，分析师会较无关连。

一如“行动”，病患的诉说也是一种关系模式，它可能有例如取悦分析师或疏离他等目的。反之，一如诉说，行动也是传达讯息的一种方式(如失误行为)。

4.最后，基于反对认为传会是一种纯粹自发的现象、一种对分析师所构成之屏幕的投射此种极端命题，某些论者试图透过发掘分析情境中有利于传会出现的事物，以补充一种认为传会主要依赖于主体本身的要素——传会素因——的理论。

他们若非如埃达?麦卡萍(Ida Macalpine)，强调分析环境中的真实因素(条件的恒常、挫折、病患的儿童期位态)，便是强调分析一开始即建立起的要求关系，透过此种关系的媒介，“……整个过往绽开，并深达早期童年的最底层。要求，主体始终仅在要求，他只能透过要求来存活，而我们则予以延续……。退转所显示的，除了是已过时效的要求中所惯用的意符再度返回现在之外，并无其他”。

佛洛伊德并未忽视分析情境本身与传会之间交互关系的存在。他甚至指出，虽然母亲的、兄弟的等各种类型之传会均可能同时出现，但“……这些对医生的真实关系使得父亲的依玛构……具有决定性”。

(α)英语系的心理学家可运用两个词汇：transfer与transference，但似乎后者才意指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传会(参阅：英格里虚[English]与英格里虚[English]，《Transfer》与《transference》两条款)。

(β)关于这段故事的后续发展，参阅：Jones(E.)《佛洛伊德传》，第1 卷。

(γ)正面、负面在此形容被传会情感的性质，而非传会在治疗上有利或不利的回响。依据丹尼尔?拉嘉许(D.Lagache)：“……传会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这样的词汇将较为正确且容易理解。我们知道正面感觉的传会可以有负面效应；反之，负面感觉的表达亦可能构成决定性的进展……”。

(δ)该词曾出现于佛洛伊德著作中。

(ε)参阅：一般所谓“配合的梦”。这是指某些经过分析后，显示其中实现的是想要满足分析师、肯定其诠释等欲望的梦。

【译注】

德文übertragung 来自动词übertragen，字面意义为“(能量、资产等)由一处传输、运送到另一处”，“(书文等)由一处转写至另一处”，而由此衍生出“翻译”、“(疾病)传染”等意义(参阅《瓦氏德语字典》[Wahrigdeutsches W?rterbuch])。

作为精神分析最主要的概念之一，论者咸认为佛洛伊德übertragung概念的形成，与其所处十九世纪中、末叶的文化脉络有关：

从十九世纪初的梅斯美(F.A.Mesmer)等人的磁性疗法到夏科(J.M Charcot)与南西学派的彭罕(H.Bernheim)两人关于催眠的论战，佛洛伊德处身于这个磁性-催眠的世纪，对于催眠论述当有一番特别领受，尤其是催眠现象之核心因素“可暗示性”(suggestibìlité)概念。如佛洛伊德自己所述：“人们可轻易在[传会]中发现催眠师称为可暗示性之动力因素——催眠关系中之载具”(G.W.,XIV,p.68)。关于此论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佛洛伊德在1888年为彭罕《论暗示与其治疗应用》一书的翻译所作之序言中，曾直接引用法文tranfert一词，并将之译为übertragung ，指称“感受性由[身体]的一侧传输到对应的另一侧”(G.W.，Nachtragsband, p.113)。同年，在另一篇收录于魏拉雷(A.Villaret)《医学字典》之论歇斯底里的文章中，佛洛伊德也直接引用法文transfert指称“感觉缺失、麻痹、痉挛、震颤等，由身体一侧传输到对称的另一侧”(G.W.，Nachtragsband, p.80)，即夏科所称之“传会法则”(la loi dutransfert)(参阅：麦卡萍《传会之发展》，艾伦伯格《无意识之发现》，薛托克与索绪尔《精神分析师之诞生》，内霍《传会：精神分析研究》，薛托克与伯许?贾克伯生等人《催眠与精神分析》，拉普朗虚《课题五：木桶，传会之超验》，马卡立《佛洛伊德最初传会之概念史》)。

2.与上述有关催眠讨论息息相关之科学潮流亦影响佛洛伊德，特别是德国生理学理论发展中反射弧概念所引起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重新思考，如布律克、艾克斯纳(Exner)均曾以übertragen一词指称神经系统中能量的传输与连送。另一方面，传承自后康德学派的知觉理论(如何姆霍兹[Helmholtz]等人)亦为佛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构想因无意识表象强度传移而受到改变之知觉过程，提供了一个模型(参阅：卡维斯《传会观念“前史”》马卡立《观看者眼中：何姆霍兹之知觉与佛洛伊德1900年传会理论的起源》)。

上述思想史考虑虽有助于厘清übertragung 概念之出现与其所处文化脉络的关连，但不应因此将佛洛伊德übertragung一词化约为生理学、神经学上之原始意义。诚如《词汇》作者们所述，从佛洛伊德对übertragung 的发现，到将它深化开展于治疗中、甚或予以理论化， übertragung一词的意义历经数次转折与翻新。而在拉岗关于transfert 概念的不同时期论述中，更将“辩证”的面向以及他称为“假设‘会’的主体”——分析者投射于不涉及任何人身之大写他者的知识——的面向，引入transfert的概念中(拉岗《关于传会之论介》。因此，该词若非如马诺尼(0.Mannoni)所言，为“分析中确实无法被理论化之物”(马诺尼《一个无尽的开端：传会、诠释、理论》)，至少在佛洛伊德与其后继者无尽的理论化尝试历史中，该词均显得难以被确切地定义，相对于此概念在分析治疗中所估的重要性而言，传会的无法被明确理论化，就显得极其吊诡。

这些理论问题的庞杂，加以翻译无法完全对应的本质窘境，均使得übertragung/transfert的中译格外困难。该词常见的中译如“移情”、“移转”等词大多数借自非分析的学术论述，先天上已有内在选择的局限与独断，因此并不适当。再加上单从字面阅读会让人以为“情”是传输之内容，但实际上，被传输、运送之物并不限于情感，如《词汇》作者们所言，亦可能包括“行为模式”、“对象关系类形”、“力比多承载”、“整个伊玛构或其部分特征”、“审级”、“精神现实”、“无意识欲望与相关的幻想”等，甚或拉岗所说之“会”——一种假设的知识。总之，关于何者被传送仍是个开放性的问题。再者，中文“移情(作用)”一词因朱光潜先生用于翻译德国心理学词汇Einfühlung 而广为周知(在本《词汇》中，译者依据《辞海》将之译为“移感”)，若再以该词翻译übertragung/ transfert 恐有混淆观念之虞。而“移转”此一译词的不当处，在于它虽是übertragung/transfert 所必然包含的现象，但并非“传输、运送”过程本身，两者应予区分。“移转”可能更接近佛洛伊德的另一个词汇Verschiebung/déplacement (在本《词汇》中译为“移置”)。

基于以上考虑，对于该词的中译，译者们决定采用陈传兴教授提出的译词：传会。“传会”一词由谐音转译的考虑出发，尝试将法文transfert 一词藉音移置于中文内，谐音造新词一方面相拟分析情境中的倾听，另一方面新词所开启的意符空间，容纳transfert 一词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意义。至于中译之据为法文而非德文，一方面乃因《词汇》原著为法文著作，另一方面，如费迫达(P.Fédida)所强调，佛洛伊德首度使用的是法文transfert 而非德文übertragung ，此一事实透露他着重该词拉丁文起源的意图，因而应考虑法文transfert 与其他真相近语意之拉丁字源词汇的关联性：trarisport(传输)、transmission(传递)、translation(传移), traduction(传译)等(费迪达《异者之位址》)。而从中文字面意义而言，“传”字不仅表示了“传输、运送”的过程本身，亦可衔接上述的关联性。至于中文“会”字所具备的语义向度，亦使“传会”一词可包含übertragung/transfert 过程的各种面向，如思想的“领会、会意”(Gedankenübertragung [思想传会])，儿童期经验之过往与重复之当下性的“际会”，分析者与分析师的“交会”、“汇流”(übertragung-Gegenübertagung [传会-反向传会])，甚至拉岗所谓分析者所投射之假设的知识，“假设‘会’的主体”。

294.创伤(或精神创伤) trauma

主体生命中的事件，其定义在于其剧烈性、主体无法予以适当回应、以及它在精神组织中引起动荡与持久的致病效应。

以经济论词汇而言，创伤的特征在于，相对于主体的忍受度以及其在精神上控制与加工刺激的能力而言，过量刺激的汇流。

Trauma 与traumatisme 乃昔日医学与外科医学的用语。Trauma 一词源自希腊文“伤”，并衍生自“穿孔”，指称穿透破坏的伤害；traumatisme 则较保留用于指称由外部暴力造成的伤口对生命体整体产生的后果，然而在此不必然有皮质表层穿透破坏的观念，例如人们亦论及“脑颅内创伤”。但我们也注意到，trauma 与traumatisme 二词在医学中逐渐有作为同义词的倾向。

精神分析沿用这些词汇(在佛洛伊德著作中，只出现trauma一词)，并将其中涉及的三个意义转移到精神层面：剧烈的冲击、穿透破坏、对整体组织造成的后果。

*：创伤的观念首先指涉一经济论概念，如佛洛伊德自己所言：“我们以此称呼一种体验，它在短时间内造成心灵生活中如此强烈的刺激增高(Reizzuwachs),以致无法透过惯常的方式予以解决或加工；这必然导致能量运作上持久的紊乱”。当刺激汇流超过精神装置的容忍度时——无论它涉及极剧烈的单一事件，或是许多单独可被容忍之刺激的累积——恒常原则首先便无法运作，因装置无法卸载刺激。

佛洛伊德在《超越快感原则》一书中，曾就生命体与其环境之初等关系层次，给予此种事物状态一具象化的展现：“活质囊泡”被认为由一保护层或刺激防护保护，免于外在刺激。此种刺激防护只允许可容忍的刺激量通过。若这层防护受到大面积的穿透破坏，即为创伤：装置的任务于是在于动员所有可用之力量以建立逆投资，将汇流的刺激量固着在原位，并因此使快感原则运作的条件得以重建。

*：传统上认为早期精神分析(1890-97年间)具有以下特征：在理论层面上，神经症的病因被归咎于过往的创伤经验，并且随着分析探索的深入，在一种不断回溯的退行步骤中，这些经验的日期从成年后推到童年。在技术层面上，治疗的效力被认为在于对创伤经验的弭除反应或精神工作。但传统上也指出，此种概念已逐渐退居次要。

在精神分析草创时期，创伤首先形容主体历史上之一个人事件，可确定其日期，并因其可能引起的痛苦情感而使主体感到其重要性。我们无法绝对地论及创伤事件，而不考虑主体本身的“感受性”。要产生严格意义的创伤——如“异体”般停留在精神内未受到弭除反应的经验——必须出现一些客观条件。当然，因其“性质本身”，事件可能已排除完全弭除反应的可能(如，“失去一似乎无可取代之挚爱的人”)；但除此极端例子之外，事件的创伤价值是由一些特定情况所决定：主体在事件当时所处的特殊心理条件(布洛伊尔[Breuer] 所谓的“类催眠状态”)；事实的情境——社会情况、正在进行之工作的需求等——禁止或阻碍适当的反应(“滞留”)；以及最后，特别是，精神冲突：根据佛洛伊德，它会妨碍主体将所遭遇的经验整合入意识人格中(防御)。另外，布洛伊尔与佛洛伊德亦提及，一系列个别而言无创伤作用的事件可能会累积它们的效应(“总和”[sommation])。

从《歇斯底里研究》所提出的各种条件，我们可察觉出其中的共同点为经济因素，而创伤的后果则是精神装置无法依循恒常原则清除刺激。由此亦可设想，可能建立一整个系列的事件：从致病效应在于其剧烈性与出其不意特征的事件(例如意外事件)，直到一些唯有在置入一本身已具备极为特殊之断裂点的精神组织时，才产生致病效应的事件。

*：佛洛伊德在歇斯底里以及广泛地在“防御型精神神经症”的生成上对防御冲突的重视，并未使创伤的功能失效，而是使其理论更形复杂。首先应注意，创伤主要是性创伤此一命题于1895-97年间受到肯定。在同一时期，最初的创伤也在前青春期生活中被发现。

在此无法有系统地介绍佛洛伊德当时衔接创伤与防御等观念所提出的构想，因其有关精神神经症病因的观念不断演变。然而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均陈述或假设一十分明确的命题，它意图解释为何创伤事件并未引发自我惯用于对抗痛苦事件的正常防御(如转移注意力)，而是引发一种依循原过程运作的“病态防御”——对佛洛伊德而言其模型为抑制。

创伤的作用可分解为许多元素，而且始终默认至少两个事件的存在：在第一个称为诱惑的场景中，儿童承受来自成人的性企图，但这并未致使儿童产生性刺激；到了第二个通常表面无害且突发于青春期之后的场景，才经由若干联想特征唤起第一场景。是对第一场景的记忆引发性刺激的汇流，并淹没自我的防御。虽然佛洛伊德称第一场景为创伤性场景，但我们看到，就严格经济论观点而言，此价值只是后遗地被赋于其上。或者说，只是作为回忆，第一场景才后遗地具有致病性，因它引起内部刺激的汇流。此种理论赋予《歇斯底里研究》中这句名言充分的意义：“……歇斯底里患者大多为回忆所苦”。

同时，我们看到，对外在事件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逐渐有不同评估。仿制于身体创伤的精神创伤观念逐渐褪去，因第二场景并非藉自身能量起作用，它只是唤醒一股内源的刺激。在这个意义上，在此简述的佛洛伊德概念已展开通往以下观念的道路：外在事件的效力是取自它们所启发的幻想，以及所引起之欲力刺激的汇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佛洛伊德当时并不满意于将创伤描述为因一仅是引发因素的外在事件所致之内在刺激的苏醒。他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将此事件联系于他认为是整个过程之本源的一个更早的事件(见：诱惑)。

*：后续几年当中，创伤的病因重要性逐渐褪去，彰显出幻想生活以及不同力比多时期的固着。“创伤观点”若未“被放弃”，如佛洛伊德自己所强调，则是被整合入另一个援引其他因素——如体质与儿童期历史——的概念中。在成人身上引发神经症的创伤，与先天素因二者构成一互补系列，而先天素因本身又包含两个互补因素：内源的和外源的：

神经症的病因＝利比多固着所造成的因素＋意外事件（创伤性）

　　　　　　　　┌——┴——┐

　　　性体质（史前事件）　儿童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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